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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答卷诠释“中国奇迹”——访国家发改委地区经济司原副巡视员杨椠

中国政府采购招标网 发布时间: 2019年11月04日 08:43

脱贫答卷诠释“中国奇迹”——访国家发改委地区经济司原副巡视员杨椠

中国改革报记者 刘 政

 

贫穷的滋味是苦涩的,吃不上饭、穿不上衣、住不上屋的日子曾发生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广大农村地区,而现在,脱贫攻坚已经打响了“终极决战”,华夏大地即将消除绝对贫困。

从苦到甜,从穷到富,我国减贫的历史进程,向全世界完整生动地诠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

有一种奇迹,叫“中国式扶贫”。作为这场“人类减贫史上伟大实践”的参与者,国家发改委地区经济司原副巡视员杨椠认为:“这份成绩单,是新中国写给每个中国人的一封‘情书’,写给开拓者,也写给继承者。”

从全面到精准的扶贫路径

新中国成立之初,广大农村普遍面临着生存性贫困问题,只能采取“救急不救穷”的方式加以应对。当时,国家一穷二白、百废待兴,很难有效开展系统性扶贫工作。

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党和政府从制度改革入手推动减贫,截至1985年,有超过1亿农村人口摆脱了贫困状况。从1986年开始,我国进入到有组织、有计划减贫阶段,不仅设立了专门的扶贫机构和专项扶贫资金,而且第一次颁布实施了专项扶贫计划——《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反贫困工作进入到开发式扶贫新阶段。

“此时,国家划定了贫困片区,制定了贫困县标准,明确了扶贫主要对象,并陆续出台了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政策措施。”杨椠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进入21世纪后,国家又相继制定了两个十年期扶贫开发纲要,对扶贫开发战略目标进行了调整,并重新划定了贫困片区,调整了贫困县范围,大幅提高了扶贫标准。再加上全面取消农业税,实行多种农业补贴,不断增加对贫困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和专项扶贫资金,着力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实施“整村推进”扶贫开发等政策举措,我国农村贫困问题得到了极大缓解。至2012年,贫困发生率下降到10.2%,扶贫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也有了显著提高。

纵观改革开放后至2012年走过的34年历程,我国反贫困工作无疑取得了巨大而显著的成就。但脱贫攻坚工作在思维、战略、体制、路径、方法等方面发生诸多变化甚至是脱胎换骨的变化,是从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历史性地提出到2020年消除绝对贫困的奋斗目标之后。

从改革开放之初以制度改革推动减贫,到1986年实施有组织的大规模扶贫开发,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我国探索建立了一套符合本国实际的贫困衡量标准、扶贫战略思维、政策供给体系和制度保障体系,开创了一条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扶贫开发工作可以说发生了一次蜕变,实现了从传统扶贫向精准扶贫的阶段性跨越。”杨椠说,“以往扶贫对象不精准、专项扶贫资金大水漫灌、县域经济不能与扶贫开发有机结合、减贫目标衡量标准单一等问题,都在精准扶贫阶段得到了逐步解决。”

杨椠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确立的扶贫开发总体思路体现出四方面创新:从顶层设计入手全面强化脱贫攻坚制度体系;从精准扶贫脱贫入手全面推行精确瞄准靶向治疗;从政策供给入手持续增加扶贫开发资源资金投入;从激发内生动力入手更加强调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这些创新从根本上克服或弥补了以往扶贫开发工作中的缺陷和不足。

7年来,我国扶贫治理体系不断创新完善,精准扶贫理论不断丰富发展,贫困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大幅度提高,实现了从“大水漫灌式”扶贫到“精准滴灌式”扶贫的转变。

2012年~2018年,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由9899万减少到1660万,贫困发生率从10.2%下降到1.7%。在832个贫困县中,已有153个县宣布脱贫摘帽,还有284个县正在进行摘帽评估。

“脱贫攻坚极大促进了社会公平公正和区域协调发展,十分了不起。”在谈到脱贫成就时,杨椠特别强调。多年来,我国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财富差距仍然存在,公共服务资源要素聚集仍然不平衡。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扶持政策甚至是超常规举措,在贫困地区建设了一大批公益性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设施,使这些地区教育、医疗、卫生、文化、兜底保障能力显著提高,广大贫困群众享受到了更有分分pk拾、更高水平、更有保障的基本公共服务,获得感、幸福感不断增强。

“脱贫攻坚实际上是一场铲除农村绝对贫困现象和贫困根源的社会变革,这场变革不仅直接改变我国几千万农村贫困人口的个人命运,更重要的是为我国人口整体素质的提高和民族振兴打下了坚实基础,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杨椠说。

易地搬迁推动快速脱贫

“我国有近千万农村贫困人口生活居住在边远高寒、深山石山、土地荒漠、地灾频发或生态脆弱等一方水土‘养不起’或‘养不好’一方人地区,这些人口在‘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尤为集中,是本轮脱贫攻坚的‘上甘岭’。如果不能如期啃下这块‘硬骨头’,就无法向党和人民交代,也是我们工作中的最大失职。”提到易地扶贫搬迁工作,杨椠打开了话匣子。

新疆喀什地区、和田地区、阿克苏市、克州有关县区,分分pk拾昌都市、日喀则市、那曲地区等的易地扶贫搬迁迁出区……

四川省凉山州的昭觉县、金阳县、布拖县、美姑县、喜德县、越西县,甘肃省临夏州东乡县高山乡布楞沟村、春台乡石家沟村、龙泉镇拱北湾村,云南省泸水市六库镇大龙塘安置点、泸水市洛本卓白族乡巴尼小镇、福贡县匹河怒族乡托坪安置点……

“三区三州”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几乎被杨椠“摸”了个遍。作为全国《“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起草组牵头人和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制定主要参与者,杨椠的“深厚笔力”显然得益于多年基层调研的“脚下功夫”。

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设在哪里,杨椠的步子就走到哪里。“只有深入一线,才能详细了解每个安置点的安置方式、工程选址、建设进度、住房面积、补助方式和补助标准,以及脱贫产业发展等情况。”杨椠认为,只有摸清了“底”,工作才能做到“实”,才能接地气。

在杨椠心里,有一张独特的地图,里面标记着许多记者从未听闻的县城、乡镇、村寨,而他却如数家珍。

在深受土地石漠化之苦的贵州黔西南州,望谟县首批易地扶贫搬迁户之一的杨昌兴把搬迁前的日子形容为“望天等水”。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武川县哈乐镇圪料坝中心村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按照“收缩转移,集中集约”的原则,通过小村并大村的搬迁模式,户籍户数不足20户的小村庄并入靠乡、近水、沿路的中心村镇,饮水、交通、通信等问题便迎刃而解。

云南省麻栗坡县不仅实现了建档立卡贫困户的搬迁工作,更精心推进旧房拆除及复垦复绿工作,提高土地增值效益,为易地扶贫搬迁户未来的美好生活提供更多保障。

脱贫攻坚以来,贫困地区新建改建农村公路50多万公里,解决了1400多万贫困人口饮水安全问题,易地扶贫搬迁870万人,危房改造700万农户,自然村通电接近全覆盖,71%的自然村通上宽带,完成9.7万所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任务,累计救治420多万大病和慢性病贫困患者,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得到显著改善。

“易地扶贫搬迁使许多少数民族贫困人口只用短短几年时间,就完成了过去几代人甚至十几代人才能完成的迁徙定居历程,在新家园过上更加舒适、文明和现代的新生活。”杨椠说。

建新房、搬新家、挪穷窝可以很快见效,但并不代表贫困问题也随之被“一刀切”地彻底解决了。

“贫困问题具有顽固性和传递性,就像一个顽疾或毒瘤,时刻侵蚀恶化着社会肌体,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面临的最大障碍之一。”杨椠这样形容道。

因此,解决“稳得住、能脱贫”问题才是这项政策的“初心”,也是易地扶贫搬迁最重要、最关键的一步。只有走稳走好这一步,打通这“最后一公里”,易地扶贫搬迁才算走完全流程,才能“竣工验收”。

扶贫开发将进入新阶段

作为曾战斗在脱贫攻坚重要岗位的工作者,杨椠告诉记者,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关键看贫困老乡能不能脱贫。”

杨椠说,基本解决我国农村绝对贫困现象是本轮脱贫攻坚工作所要达成的阶段性目标,即确保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使他们过上衣食无忧的小康生活。“从目前脱贫攻坚进程看,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2020年,我们完全有能力兑现承诺,打赢脱贫攻坚战。”

2020年之后,脱贫致富路要怎么走?杨椠认为,脱贫攻坚结束后,我国的扶贫开发工作将转入与乡村振兴、城乡统筹发展压茬衔接的新阶段。“毫无疑问,转段后的工作应在脱贫成果的巩固提高上下功夫,在补短板、高分分pk拾、可持续上下功夫。在巩固提高脱贫攻坚成果和持续推动乡村振兴并行阶段,我国的脱贫政策也将随之发生变化。”

杨椠说,部分现行政策措施和扶持工作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即“脱贫不脱政策”“扶上马送一程”,这也是巩固提高期的主要工作。同时,也有部分政策措施将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帮扶工作也要按照新的发展要求及时调整内容和形式,包括扶持工作重点应从对以贫困人口为重点的个体扶持转向进一步补齐发展短板、提升区域整体发展环境上来,从对脱贫人口的特殊政策扶持转向对所有农村居民的普惠政策支持上来等。

脱贫攻坚是一项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几乎涉及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任何一个领域或环节都不能忽视、不能放松、更不能懈怠。杨椠认为,考虑到部分已脱贫人口的脆弱性,以及致贫因素的多元性和动态性特点,防止已脱贫人口返贫和部分特殊群体进入贫困行列等工作十分重要。

在谈到狠抓脱贫成果巩固提高、强化防止致贫返贫制度化建设时,杨椠特别提到了“边缘贫困”这一概念。

对尚未被确切定义的“边缘贫困”现象,杨椠从个人角度谈及他目前最关注的这个问题,即“那些与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生产生活状况特别是收入水平相差不大甚至相差无几的非贫困群体”。

由于受贫困对象认定标准限制,这些人口往往不能同等享受国家脱贫攻坚各项政策,是受“悬崖效应”影响最大的一个群体。自然地理条件和生产条件越差的地区,“边缘贫困”问题也就越突出。相对其他非贫困人口而言,这些人口是最容易落入贫困陷阱的一个群体。“未来的反贫困工作将从解决绝对贫困问题向解决相对贫困问题转变,同样,在未来的脱贫致富工作中,我们应该从更大范围去考虑抑贫返贫机制建设,而不是只关注已脱贫人口的返贫问题。”

“消除贫困任重而道远。回首70年,我国从普遍贫困到即将消除绝对贫困的减贫史,是一首全国人民筚路蓝缕、砥砺奋进谱写的民族奋斗诗篇。这种锲而不舍、驰而不息的精神将继续推动我国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开启新起点、迈上新征程。”杨椠说。


                                        来源:中国改革报

                                           宣教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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